1996沪深市场争雄一段不得不说的话题

神秘之师大举入场

时间倒回至1996年6月5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星期三，但对上海证券市场来说，这是一个应该被记住的特殊日子。几股实力强劲且肩负“特殊任务”的护盘资金，趁着开盘，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大举进场了。

一直表现温吞的沪市大盘股们顿时像吃了“兴奋剂”，放量飙升，上海市场的“井喷”并没有昙花一现，“神秘之师”又乘胜追击，发动了一波以“追赶深圳涨幅”为口号的超级行情。

面对“上海军团”气势汹汹的追赶，深圳股市以深发展为“精神领袖”，反而跑得更快了。在地方政府意志的驱使下，沪深两市你追我赶，量价齐升，共同演绎了一段前后长达近一年半时间的牛市行情。

“南雁北飞”刺激深圳人

从“出生”时间来看，沪深交易所可谓“孪生兄弟”。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中国股市建立之初，上海市场的地位似乎总是高于深圳市场。

当时的老股民们习惯这样形容两市的关系：上海打伞，深圳下雨。意思是只要沪市一跌，深市就会趴下；上海涨三步，深圳才跟上一步。国内拟上市的企业见此情景，都想到上海上市，1995年甚至发生了“梅雁北飞”的事，广东梅雁原本定在深圳上市，但最后却舍近求远，改在上海挂牌。“南雁北飞”这种现象深深地刺激着深圳人。

几乎同时起步，地位却大相径庭，对于敢为天下先的深圳人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

强弱大逆转 “炒深圳股票更赚钱”

1995年底1996年初，一种前所未有的竞争味道首先在深圳扩散开来。深交所一改以往颓势，开始主动出击，大打服务牌，在全国主要中心城市设立了客户服务部，交易所的老总们亲自带队走访各地政府和拟上市企业，积极储备上市公司资源。而在地方政策层面，对于前来深圳开会的各地证券公司代表，深圳市政府经常派出高层领导负责接见，显得非常有诚意。

一段时间过后，投资者逐渐发现，炒上海股票不如炒深圳股票赚钱。以深发展为例，1996年1月下旬股价不过5.9元，到了4月末已飙涨至15.9元，涨幅高达169%，而同期上海石化的涨幅不过30%。市场人士惊呼“深强沪弱”，投资者纷纷抛出上海股票，转身奔向深圳市场。

努力自有回报。统计数据显示，深圳证券交易所各项指标逐渐追上了上海市场。从股票交易量来看，1995年，上海为3103亿元，深圳仅为932亿元；而到了1996年，1-9月份，上海为4893.6亿元，深圳达到了5739.8亿元，深圳的股票交易量首次超过了上海。从股价指数看，进入1996年后，深圳股市的人气明显强于上海，深圳的成分股指数年初在1000点左右，到了9月份，已经突破3000点，全年涨幅为300%，而上证综合指数则从年初的550点升至900点左右，涨幅不过163%。

决战于密室 “四面大旗”造市

被超越的感觉总是不好的，尤其是被小老弟超越。深圳市场活跃的表现终于引起上海有关方面的重视。

1996年下半年的某个周末，上海永嘉路，有关方面的领导正与沪上几家大型金融机构负责人总结最近一段时期沪深证券市场的表现。

“申银万国、海通证券(600837)要把上海股市大盘稳稳撑住，短期运作要坚决，中长期要冷静……要从舆论上为上海证券市场造势，从气势上压倒深圳！” 有关领导要求上海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作用，成为上海金融中心保卫战的中流砥柱。

除了陆家嘴(600663)、上石化、申能、长虹等“四面大旗”之外，有关方面还要求挖掘一批潜力股，并认为可以从上海市政府确定重点发展的汽车、化工、机电、医药等六大产业中挑选。

“上海方面的大规模行动大概在6月份。”据亲历过沪深市场争雄的业内人士回忆，6月上旬，有关方面召集沪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座谈，要求券商加大自营力度，全力护盘，于是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此后，处于保密状态的小范围工作会议频频召开，沪深两军对垒也日趋激烈。“四面大旗”以承包到户的形式分配给沪上几家大型券商，深圳方面的情形也较为类似。两地媒体则被授意摇旗呐喊，炮制概念，深圳市场的题材是迎接97香港回归，上海市场则抛出了“上证30指数”，吸引资金猛炒有望入围的大盘蓝筹股。对于拟上市公司的资源争夺，上海市政府、上证所一改官派作风，向深圳学习，放下身段进行了大量的走访游说工作。

1996年无疑是大牛市，上证指数全年涨幅达65.14%，深成指涨幅更是高达225%。“沪深掰手腕，股民乐开怀”的说法在市场广为流传。

由于沪深两地动用大量资源哄抬股市，导致股票市场泡沫巨大，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管理层宣布恢复涨跌停板，沪深大盘应声跌停。次年6月，新华社发布消息，宣布经查实，1996年约80亿银行信贷资金违规拆借给部分证券公司炒作股票，相关机构负责人遭免职处分。涉及的金融机构包括深发展、工行上海分行、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广发证券(000776)和君安证券。

逐鹿金融中心城市

公开资料显示，到2010年为止，全国共有32个城市提出过要建设成为金融中心，金融城市的魅力可见一斑。事实上，早年沪深争霸的表面原因固然是证券印花税收入之争，但金融中心之争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说，当年沪深交易所成为两座城市“金融中心争夺战”的前沿阵地。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根本性宏观背景是，1996年的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当年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发展方式和经营方式的转变。同年3月7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关于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城市改革试点要与企业改革结合起来，1996年“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将由18个扩大到50个；抓好一千户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改革和发展，加快国有小企业的改革改组步伐。

全国从上到下充满了改革发展的冲动，作为两大经济中心的上海和深圳自然要领风气之先。那时的上海处于建立“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三个中心的关键阶段，金融是题中要义；而深圳方面，香港97回归在即无疑为其经济跳跃式发展提供了极佳的起跳踏板，为此深圳喊出了“深港对接”、“直通车”的口号。在谋划发展大计之时，两地领导英雄所见略同地盯上了证券市场。

“在那个年代，证券业作为金融市场的新生事物，活力远超银行业。而一个活跃的金融市场，将有效拉动当地的投资、消费和就业。”时任世基投资资深股评人士的陈宪举例说，股民多了关注财经报道，传媒广告业就有发展；上市公司经常要跑交易所，可能就会设立办事处，这会影响房地产市场；股市资金多了会存到当地银行；其他诸如软件开发、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等，可谓一招成功，满盘皆活。

监管体制嬗变

对于这段“沪深市场争雄”历史，业内人士普遍感到惋惜，“初衷是好的，但都没有按规矩出牌”。他们认为，这是当时证券市场特定管理体制下的产物，并且那时候中国证券市场又处于新兴加转轨的最初的特殊时期。

沪深市场争雄结束之后，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两大交易所原本的一些权限被上收至证监会，中国证券市场自此进入了垂直一体化管理的时代。证券市场的发展由此不再拘泥于一城一池，纳入全国一盘棋的大格局。这为后来两大交易所的差异化发展定位打下了基础，深交所定位于服务中小企业融资，而上证所则定位于主板和未来的国际板，服务于大蓝筹企业。中国证券市场自此进入一个健康发展的全新时代，一个共存共荣的多层次市场体系逐渐形成。

人们有理由相信，发生在1996年的怪相仅此一例，以后不会再发生。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变了，运作机制变了，市场环境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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